陈嘉禾

先说个小故事，有次我在高铁站过安检，安检机前面要排队。我和前面一个人之间隔了大概有半米的空隙，一个不留意，一个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的大叔，就插到了我的前面。

看大叔的穿着打扮，和他拿的那几个麻袋，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什么钱，社会地位恐怕也不高。我不禁想到，当他在其它社会场合下，被那些掌握权力、金钱的人欺负时（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会不会想到，今天在他有这点小小的权力、可以插队的时候，他也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呢？

以前我们总是觉得，某个社会现象，就是社会现象本身。比如，政府不尽责，就是政府不好。企业不注意社会公德，就是企业不好。学校压迫小孩，就是学校不好。明星不注重影响，就是明星不好。其实，我们都错了。

当一个社会的习惯，就是注意自己的私利、甚至不讲规矩、利益至上时，任何一个有哪怕一点点权力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侵犯别人，为自己拿来利益。当一个官员利用权力的时候，当一个企业家利用资本的时候，当一个医生收红包的时候，哪怕当一个衣衫不整的大叔插队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其实是一样的：我的利益，高于别人。

也许，当插队的大叔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当一个企业家被政府卡脖子的时候，当一个医生发现商人唯利是图的时候，当一个政府官员发现医生吊儿郎当的时候，他们会抱怨社会的无良。但是，他们都忘记了，我们所有人，就是这个社会。而同一个社会，并不会培养出不同的群体。

而这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人人只讲自己的私利，不顾别人。这看起来似乎很绝望，但好消息是，这种自私自利的氛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想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我们就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更不容易自私？从个体来看，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各行各业、各个国家，都有坏人、都有好人。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越有钱的人，相对来说，越不容易自私。（注意，这只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概率问题，并不是一个“有钱人就是好、穷人就坏”的道德性绝对论断，下同。）

不信，你去全世界走一圈，你会发现，在人均GDP大于4万美元的国家里，无论这个国家地处东亚、南亚、北美、欧洲还是中东，当地居民多半比较不自私。人们之间相对来说更加互相信任，利用自己的小权利侵害别人的事情更少。人们更容易排队，更不容易偷税漏税、以权谋私，腐败更少，动物保护做的更好，等等。反之，在越穷的国家，人们在处理“我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时，往往做的越糟糕。

而这背后的逻辑，说来玄妙，实则简单：人们总是试图抓住那些自己匮乏的东西，而对自己不缺乏的东西则更加自信、无所谓。

举个例子，你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说“老阿姨你好呀”，姑娘一般不会太有意见，人家青春美丽写在脸上，谁在乎你这么调侃（我甚至有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同事，外号就叫老某）。但是，你要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老太婆早啊”，你看人家不揍死你。贫穷也是一样，物质和金钱的匮乏，本身就会让人们更重视利益。而富裕的生活环境，更容易培养出公德心更重的人群。这与种族无关、与国家无关、与道德无关，这是人类的天性。

所以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必然会看到社会的不道德。而一个富裕的国家，由于大家都有足够的钱、而且从小也都有足够的钱，民众天然的不会太在乎自己的利益（反正也够用了），相对就会更加在意别人的感受、更有公德，管子所说的“礼节、荣辱”，也就自然而来。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几乎每个现在富裕的国家，都曾经有过一个“贫穷和不道德”的阶段。英国曾经有过雾都孤儿，美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社会曾经被托拉斯搞得乌烟瘴气，黑帮也非常流行（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自己去查，比如著名的“罗斯福总统的香肠”、“芝加哥打字机”）。香港这座今天的廉洁之城、法治之城，在上世纪40到70年代曾经贪腐横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次警廉冲突”）。今天的人们大多已经不记得当年的旧事，但是它们却真实存在过。

即使从个人层面来说，我在看人的经验中，也发现这种“生活经历中越富足的人，相对来说，往往越容易有义气”的特点。那些从小生活在富足环境、或者最起码是衣食无忧的环境中的人，相对于从小生活在需要算计每一分钱的人来说，从概率上来说，更容易具有包容心和爱心。当然，个体并不相同，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善良的人、也都有自私的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统计概率、而不是“因为所以”式的必然关系、抑或一种“你富你就好”的极端性道德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富足生活造成的性格”，与当前生活是否富足，关系不大。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一个人在少年、青年时代的家庭环境。也就是说，一个现在腰缠万贯、但是少年时家境贫寒的人，相对于那些少年时家境殷实、现在也不过只是小康水平的人来说，前者更容易看重自己的利益。

同时，只要保证衣食无忧、生活中没有紧迫感，太多的金钱并没有太多的作用。也就是说，钱足够使用即可，太多的钱除了培养骄傲和奢华，往往并不会带来“利他性格”这个方面的显著不同。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生活中的富足程度。对于一个从小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和一个从小从体制里成长起来的人，尽管他们从小到大的家庭环境，金钱水平可能相同，但是后者往往会有更加富足的生活环境：他的家庭更加稳定、父母工作更加有保障、心态更加平和、周围人的利他氛围更强，这些都是富足的来源。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大学毕业生，通过找家庭关系、而不是通过正常的校园招聘进入一些企业。我以前对这种走关系的学生有点看法，觉得虽然学历差不多，但总是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找工作。时间久了，我发现撇开能力高低不谈，这些“关系户”往往人都不太坏，日常工作中也大多很好相处。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家里社会关系的人，大概率上来说，家里从小条件都还不差，因此往往也就养成了不容易较私利、相对更容易考虑别人的性格。（注意这里的分析都不是绝对，而是一种概率分析。）

在南怀瑾先生的书稿中，南先生也曾经说过刘邦和项羽的性格特点。尽管刘邦是一个绝对好的事业伙伴、一个绝对好的领导者、一个绝对优秀的战略家，但是如果纯粹从交朋友角度来说，南先生说，他还是喜欢交项羽这样的朋友。

刘邦出身寒微，四十岁以前基本上都在为生计发愁。结果汉朝建立以后，刘邦性格中的弱点暴露，诛杀大将功臣，“高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韩信被杀之前痛言，“悔不听蒯通之言。”反之，贵族出身、从小不缺吃穿和社会地位的项羽，则要讲义气的多。正所谓“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无命欲从龙”，项羽的八千子弟兵也因此对他忠心耿耿，虽然兵败乌江，然而至死不叛。《史记》中记载，项羽身边最后追随他的二十八骑，在面对五千汉军的围剿时，在乌江边的小山包上，陪同项王三次舍命冲杀。至今读来，这种绝境中真正的义气，仍然让人泪下。

而刘项之间的这种区别，在他们的平时生活中，就可以看出来。刘邦在逃跑的时候，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子推下车（为了让车跑的快一点）。而项羽呢，“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爱兵如子，所以士皆为知己者死。那么，换你选朋友、哪怕是选老板，你又会选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