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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中,很多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人文的东西就是人文,物质的东西就是物质,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这种错误的出发点,会忽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文发展的影响,从而把一些实际上是由科技与经济发展导致的人文社会变化,误认为是某些特有、不变的人文社会特征,从而无法预见到人文因为科技和经济改变而发生的改变。

举例来说,很长时间以来,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就是没素质爱占小便宜。的确,在很多细节上,刚刚富裕起来、或者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平均来说是比发达社会的人更爱占小便宜。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社会人文方面特有的、不可改变的因素,而是由于中国社会在过去,没有得到足以和西方发达经济体匹敌的发展,而造成的几代人的人文特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特征不会是坚实不变的。在一代代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钱以后,他们的心理模式、以及行为方式,会逐渐发生改变。这种“中国人特别爱占小便宜”的人文特征,正在逐步变化。举例来说,今天许多公共场所,比如商场、高铁,其卫生间里常常配有充足的卫生纸,而很少看到有人把卫生纸整卷拿走。但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如果公共场所这么做,不少卫生纸就会消失。

一个小小的卫生纸所体现出来的细节,恰恰就是由于经济进步导致的人文改变。而经济进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科技的进步。李光耀曾经说过,对人类社会改变最大的,就是科技的进步。在从古埃及时代到清朝的、漫长的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是从工业革命以来,一个个社会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体现形式是经济,而其改变的根源则是科技。

对于这种经济环境导致人文特征变化的观察,最经典的总结,莫过于春秋时代管仲所说的那句话:“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库里堆满了东西,人们就会在乎礼节。吃穿用度充足了,人们就会在乎荣耀。)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天生就知道礼节和荣辱的,而是在有了大量财富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在乎更高一层的追求。

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茅海建先生就曾经说到一个历史现象。在19世纪,清朝有一个时期叫做同治中兴。一些资料夸张的记载,当时同治中兴的社会,在江浙一带能做到“夜不闭户”,就是大家太有钱了、以至于没有小偷和强盗,晚上睡觉都不用关门。但是,茅海建却指出,这种“夜不闭户”现象的来源,并不是清朝整体社会的大发展,而是在江浙一带,由于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因此人均财富才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快速的改变了人文社会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种经济发展导致的人文变革,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像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社会财富改变那一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物质社会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而由此带来的人文改变,往往更慢。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往往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周遭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而定型,而后就很难在他的一生中发生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老年人,虽然没有房贷、退休金也不低,但是依然非常节省的原因:他们在年轻时候贫穷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心理状态。而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经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迅速的财富累积,造成他们的心理差距和老一代人之间如此之大,因此也就很难理解他们父辈的那种勤俭节约。

所以说,这种物质社会改变对人文环境带来的改变,往往要通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改变过来。这种改变的速度如此之慢,以至于仅仅靠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我们几乎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却又是真实发生的。

记得我在2001年刚到英国的时候,觉得我能从人们的脸上读到的友善,远比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读到的多。人们走在街上互相更加友好,也没有那么容易计较。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从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快递员、服务员的脸上,所读到的友善,也比2001年要多了许多。而今天的中国人均GDP,也已经比2001年增加了许多倍。

但是,在我有一次阅读一本英文版的《美国经济史》时,里面19世纪美国工人的照片震撼了我。在那张照片上,我仔细端详每个人的面部表情,我看不到曾经在21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所看到的那种友善,我看到的只有冷酷和算计。显然,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改变了英美社会的人文构成,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财富积累,也正在快速改变我们这个社会。

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人文变化,有些时候甚至能在城市里的动物身上看到。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今天中国城市里的鸟和猫,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害怕人,有的还会主动亲近人,要一点吃的。由于城市里的人越来越有钱,也就越来越容易对小动物显示出爱心。追逐欺负小动物的人会变少,时不时给一口吃的东西的人在变多。结果,长此以往,连城市里的动物和人的关系,都在不断改变。

回到资本市场来说,资本市场里的“人文环境”,包括上市公司的治理、投资者的素质、监管的成熟度等等,也会一样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改变。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美国股票市场的治理结构之差,很难被今天的中国投资者所想象。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今天的美国市场却成为全球治理的典范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软实力和市场治理,也会逐渐得到改变。

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来说,这种改变需要得到高度的重视。和经济进步带来的缓慢的人文发展一样,这种改变的速度往往会比较慢、至少比股票价格行情所反映出来的改变速度要慢得多。但是,这种改变又是确实发生、并且长期利好资本市场的。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投资者无疑会错失投资机会。

更有意思的是,许多投资者不仅忽略了这种持续、但是缓慢的改变,更把当前的市场治理问题,作为在熊市中不投资的借口。实际上,熊市中许多投资者不投资,根本不是因为真正对市场的治理结构没有信心,而是因为股票价格低迷、心情沮丧,而需要找一个情绪的发泄点:市场的治理结构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恰恰就成了这个发泄行为所找到的替罪羊。

而等市场情绪一旦改变、股票价格一旦大涨,这种当时看似理性客观的、对治理结构的批评,也就烟消云散、不再被牛市中狂热的投资者所记起了。所以说,分清投资中的理智和借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恰如理解经济发展和人文变化中的关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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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禾

陈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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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2005年本科以一等荣誉毕业于赫尔大学经济系,2006年硕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平安资产管理公司,2008年加入信达证券,曾任首席策略分析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管理委员会委员,分管策略、固定收益、国际市场、金融、地产研究。同时,自2010年起兼任CGTN(原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财经评论员、证券时报专栏作者、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证券报特邀作者,并常年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包括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CNBC、彭博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亚洲新闻台等,研究观点亦多次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具名引用。著有《投资的奥妙》、《投资精要》,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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