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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国际贸易被描述成一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发达经济体生产自己更擅长的、技术和资本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新兴经济体利用自己较低工资的比较优势(说白了就是劳动力不值钱,讲的再难听一点就是“命贱”),生产技术和资本附加值更低、劳动力密度更高的产品。两者交换这种产品,大家都利用自己最好的比较优势,于是世界经济达到最优分工状态。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中国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美国生产的芯片、电子设备、软件、高端工业品,是世界分工的理想状态。问题是,这个理论框架忽略了一个问题: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数量很少,而新兴经济体的数量很多。这就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定价能力很弱,而发达经济体的定价能力很强。
 
熟悉市场经济规律的人都知道,一个产品的生产者越少,这些生产者的定价能力就越强。比如说,为什么生产个人电脑芯片的英特尔公司,常年能保持高达百分之几十的利润率?就是因为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个人电脑芯片市场,即使同是美国公司、排在行业第二的AMD公司,都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反垄断法的存在,英特尔公司可能早就已经独霸整个个人电脑芯片行业、获得超高的垄断利润率了。当全世界只有一个生产者的时候,它自然是想给自己的产品如何定价,就可以如何定价。
 
这种定价权的区别,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合作时分配到的利润,是高于发达经济体产品的资本和技术附加值的。发达经济体可以利用它的产品供给更少的优势,定到高的离谱的价格。反过来,新兴经济体由于供应者众多,几乎没有抬升自己价格的能力:新兴经济体的初级产品的利润率,也就长期被束缚在成本线以上一点点。
 
一直以来,大量的中国出口企业互相竞争,只能获得一两个百分点的利润率,就是上述理论最好的证据。这些低端产品出口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把利润率压到几乎0的水平。而这种竞争的幅度之激烈、效率之高,甚至出现国家刚给某个出口行业退税补贴,马上海外采购商就跑来要求企业降价,生生把国家补贴拿走的例子:你不降价可以,我就从你隔壁的供货商那里拿货。
 
更糟糕的问题在于,在两个因素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国家想要在产业链上提高自己,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方面,随着一些高端行业的技术不断累积,新兴经济体复制高端行业的难度越来越大。以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为例,在1980年代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代基于图形界面系统的麦金托什电脑时,以及微软公司推出第一代视窗(Windows)系统时,代码都非常简单,程序也很原始。但是现在一个Windows7系统的代码就有5000万行,算上设计时精简掉的代码,总设计代码量可能在1亿行以上。而Google网络系统的代码,据说在几十亿行之多。随着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新兴经济体想在一个成熟商业上,与发达经济体比肩,就变得越来越难。
 
更糟糕的问题在于,自由化的国际市场竞争,导致新兴经济体几乎不可能用商业的方式追赶上成熟经济体。越是高科技、高资本附加值的行业,比如高端工业产品、医药、半导体设备、软件、航空航天设备等等,其运输成本一般就越低,同时规模效应也越强,在软件应用等领域还会形成网络效应。低运输成本导致一个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可以以相对产品价值极低的运输成本,运送到全世界各个市场。而强大的规模效应,导致先发者能够占据整个市场,并且不断通过将收入转投入研发,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拉大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部分行业中存在的网络效应,更使得后来者几乎不可能追上领先者。
 
在这种自由贸易的状态下,尽管新兴经济体获得了一定的、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所换取的发展空间,但是在高端产品的角度,却会和发达经济体越拉越远。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高端产品质量领先,运输成本极低,新兴经济体在这些行业的竞争对手,几乎无法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市场份额。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消费者来说,既然海外产品的质量那么好,为什么要掏钱买本国的产品呢?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市场的一些行业,比如大飞机、计算机软硬件、高端医药行业,无不出现这个问题:当本国消费者可以从发达经济体购买到技术和资本附加值高的产品时,没有人愿意购买本国的产品,而本国的相应产业链也就无从发展。
 
但是,贸易战带来的技术封锁,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上的这一困境。在技术封锁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无法从发达经济体买到高端产品,消费能力只能涌向本国质量更差一些的类似产品。在本国相关产业获得了大量收入以后,它们就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研发,而持续的研发投入会带来技术上的改善。这种正向循环,会打破前述的、自由贸易下新兴经济体的高端产业困境,从而在长周期里,培养发达经济体高端产业有力的竞争对手。
 
说白了,技术封锁在短期会造成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困境,带来短周期上的经济增长放缓,但是在长周期里反而会帮助新兴经济体进行产业升级,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和资本附加值,为新兴经济体的高端产业,人为的排除竞争对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技术封锁的一个典型案例。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封锁造成的长周期产业升级,对于越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效果往往越好。对于小型经济体来说,过少的人口数量、比如只有几千万人,一方面无法撑起太复杂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无法形成足够强大的国内消费能力。对于高端产业来说,金字塔顶端的行业,往往需要大量的中下层行业作为支撑。比如航空行业,中层行业是大量的材料行业、电子行业,下层则是为这些行业从业者提供衣食住行的行业,这样一个行业就需要巨量的人口基数。而这个高端行业的产出品,由于在早期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只能依赖被技术封锁、无法买到国际高端产品的国内市场,因此过小的国内市场往往很难给早期的低质量产品足够的支撑。
 
但是,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这样体量巨大、人口众多的经济体,以上的两个问题都不存在。中国的人口基数足以撑起任何一个需要巨大配套产业的高端行业,国内的消费能力也足够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行业卖出足够多的商品、从而有资金生存下去、并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从而形成正向循环:只要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来自国际市场的高端产品竞争缺位即可。
 
所以说,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巨型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技术封锁,短期固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是从长周期来看,这种技术封锁恰恰把新兴经济体中,高端产业所需要面对的极其强大的、甚至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几乎不可能打得过的竞争对手,排斥在市场之外,给新兴经济体的高端产业升级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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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禾

陈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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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2005年本科以一等荣誉毕业于赫尔大学经济系,2006年硕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平安资产管理公司,2008年加入信达证券,曾任首席策略分析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管理委员会委员,分管策略、固定收益、国际市场、金融、地产研究。同时,自2010年起兼任CGTN(原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财经评论员、证券时报专栏作者、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证券报特邀作者,并常年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包括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CNBC、彭博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亚洲新闻台等,研究观点亦多次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具名引用。著有《投资的奥妙》、《投资精要》,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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