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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星球已知的几十亿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创造了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繁荣发展的文明。从猿猴一路走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无到有、由慢到快,终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现在我们的世界,在每一年里取得的经济进步,放在以前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能取得。
 
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为什么突然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凭什么过上了我们的祖先想都不敢想的日子?这一切,都被马特·里德利先生(Matt Ridley)写在这本精致的小书里:《理性乐观派 ——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中文版由闾佳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
 
你过着古代贵族才能企望的生活
 
许多今天的人们,对我们祖先的历史并不了解。我们天真的以为,今天的生活是手到擒来的,人类的生活就该如此。尤其当我们看一些不负责任的古装电视剧时,由于这些电视剧没有准确的还原人类在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生活,让我们以为古代的生活是那么的美妙: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都穿着华贵的衣服,没有我们今天的污染、噪音,但是今天的便利生活却似乎应有尽有。
 
实际上,今天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是建立在人类几十万年以来,不懈的努力之上的。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几乎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天然形成的。在《理性乐观派》里,里德利对此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今天在世界成熟经济体里,任何一个普通人过的日子,放在古代都是贵族、乃至君王才会有的生活,是“路易十四太阳王才会有的生活”。
 
当你早上起来,打开灯、用电水壶烧一壶热水,只要花我们1分钟的时间、按两个按钮就行。而在古代,就这么点事情就得忙上半个小时,还得闻一堆油烟。如果你不想忙,那么你就得有个仆人帮你做。
 
然后你打开手机,看到一千公里以外的母亲昨晚发来的语音留言,你觉得很头疼,你妈又在管你。但是在古代,你可能一年都听不到母亲一句话,思乡之情会替代现在头疼的感觉:比现在短的多的人类平均寿命,会让你甚至不知道亲人此刻是生是死。
 
早上你出门,吃到了一顿清洁的早饭,可能是鸡蛋加火腿,可能是小笼包,也可能是新鲜的沙拉,这在古代都是平民没法天天吃到的食材。上午你在公司工作,感到很辛苦,抱怨生活为什么这样折磨人,但是你得知道,今天的工作比几百年前的工作要轻松的多得多。你不必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或者在塞外边疆用刀砍死你的敌人,再把敌人的耳朵割下来,拿回去计算你的工分。
 
实际上,即使是士兵的工作,在今天也比古代要轻松得多:现代战争中的死亡率大大低于古代,对士兵体力的要求也比古代要轻得多。今天的人们只要工作没有晋升空间,就会哼哼唧唧,但是在古代,一份工作如果不对你造成永久性的身体损伤,就已经是很仁慈了。
 
中午你和客户一起午餐,你脸上堆着笑容,但是心里却一百个不开心。不过,要是放在原始时代,一个原始人怎么能和隔壁部落的原始人一起午餐呢?他们只要碰面,就会龇牙咧嘴、一千个提防:只求对方不要把自己杀掉。“没有一种其他的猿类,碰到陌生人(猿)之后,会不试着杀死他们。”里德利写道。今天我们走在街上、商场里,感到安全、不需要东张西望保护自己的身体、时刻提防野兽和隔壁部落的人把我们拿去当晚餐,这些都不是大自然给我们的。
 
下午上班的时候,你的牙突然开始疼,于是你请假去看了一趟牙医。虽然排了个长队,还花了不少钱,但是牙医还是很快帮你做了根管治疗,还帮你预约了之后的疗程,包括镶嵌一个人造牙冠。而如果在拿破仑时代,你可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好的牙冠,那时候的假牙都是纯天然的,其实也就是从死人嘴里撬出来的,不但没有今天的假牙好用,而且买不买的到还得看运气:得看有没有人死掉、而且死的时候还得有一嘴好牙(这就意味着正常死亡的人,往往因为年纪大而不能作为很好的供体)。所以拿破仑战争时期,伦敦的牙医很是发了一笔小财,战场上战死的可怜的年轻士兵们,提供了很好的牙齿原料。
 
晚上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打开耳机听了一会儿在中世纪只有贵族才能偶尔听到的交响乐(虽然数字信号的品质比原创的音乐稍微差一点)。然后你饿了,又打开手机叫了个外卖:这在古代得是有不少仆人的人才能享受的奢侈生活,但是现代化的科技和专业分工,让这变得似乎轻而易举。最后,你吃饱了上床睡觉:你不用担心野兽来把你从被窝里拖走,不用担心强盗破门而入,不用担心你的被子里有跳蚤:那可是一种折磨了人类几万年的小动物,只在这一百来年才基本绝迹,而它们能让你整夜都睡不着。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一大堆,那么,今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放在古代到底要什么人才能享受的到?里德利做了测算,今天普通工薪上班族的生活,如果完全以古代的条件来满足,大概要400个仆人才能提供。姑且不论这种测算到底是不是完全准确,但是我们可以十分确定的是,在古代,几乎没有多少人能享受今天人们的生活。
 
不信,看看中国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就知道了。在柏杨先生所著的《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所统计的302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41.07岁,大大低于今天人们的平均寿命。而在联合国2015年统计的201个国家和地区中,男性预期寿命最短(考虑到皇帝几乎都是男性)的国家是中非共和国,预期寿命为47.83岁,比中国历史上皇帝们的平均年纪高了将近7岁。
 
人类天生的悲观情绪
 
不过,即使我们的社会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大多数人仍然对今天的生活感到失望,对古代更加向往的则大有人在。君不见,今天一个流行的词叫“穿越”,似乎穿越回到古代就能解决今天的一切烦恼,全然忘记了历史上产妇生育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几十、今天在上海已经下降到10万分之1.15的巨大变革(2018年数据,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发布,这个比例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
 
“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我们明明看到身后除了进步别无他物,却仍以为眼前只有堕落,再没有别的呢?”里德利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B·麦考来(Thomas B. Macaulay)在《论骚塞的<社会谈论>》(Review of Southey’s Colloquies on Society)里的这段话,作为对这种悲观情绪的注解。
 
这种悲观的情绪,不光出现在我们对今天生活的抱怨上,实际上它似乎弥漫在人们生活中任何一个角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道琼斯指数已经从最早的几十点涨到2019年的两三万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从上世纪60年代的100点涨到了今天的三万点,上证综合指数也在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里,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00点,上涨到2019年的3,000点,而且这些上涨都还没有包含股息。但是,今天在市场上,试图卖出股票以逃避短暂下跌的人,仍然大有人在。即使是在估值低廉的时候,贩卖对市场的焦虑的分析文章,也经常能获得巨量的点击。
 
市场和专业分工: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如此发达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专业分工与市场。在很久很久以前,远远早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与专业分工理论,人类就发现每个人只制作某种东西、然后大家进行交换,效率远比自己生产所有东西来的高。
 
这种专业分工出现之早,经常令历史学家咂舌。在奥兹冰人的身上(Ötzi the Iceman,一具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上发现的、有大约5300年历史的冰冻木乃伊),历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史前人类文明的缩影。奥兹冰人随身携带的铜斧、弓箭、复杂的衣服和鞋子,都不会是只来自一个人、甚至几个人的工作结果。
 
专业化的分工,使得人们可以开始缓慢积累在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市场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更加专业化。人类慢慢从一小撮一小撮单独的群体,演变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巨大的创新网络。一个人的发明,无论是对石斧和弓箭的小小改进、发明了一种新的织线方法、还是选择到了更好一些的种子,都会通过这个网络传递给别人。“现代人的大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造就不同的是他们的交换网络——也就是他们的集体大脑。”里德利这样分析。(《理性乐观派》第60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里德利引用了一个对澳大利亚周围,居住着土著居民的小岛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里,在一个叫塔斯马尼亚的、澳洲最南端的小岛上,曾经生活着9个部落、5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由于巴斯海峡把这一小撮人和澳大利亚本土的土著人隔绝开来,他们也就天然的被隔离在了澳大利亚本地土著人曾经组成过的巨大市场之外。
 
由于太少的人口不足以支持足够的专业分工,塔斯马尼亚人陷入了隔绝状态。当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到岛上的土著时,这些人“不光没有掌握大陆亲戚的许多技能和工具,还丧失了自己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他们没有任何类型的骨质工具,比如针和钻,没有防寒的衣物,没有鱼钩,没有把手类工具,没有刺矛,没有渔网,没有投矛器,没有回旋镖。”
 
今天,当那些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惊叹于人类社会的繁荣时,他们一定不会忽视这个世界的贸易之繁荣。今天的世界贸易,是人类文明在几千几万年以来都不曾有过的繁荣。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全球的概念上,被穿梭的商船、飞机、互联网等等,连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国的人们使用硅谷研发的新技术,美国的居民则享受中国制造的产品,欧洲人生产的机器和高级食品被卖到全世界。人类的专业分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我们的繁荣也创下了历史记录。
 
技术进步永远改变了世界
 
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通过技术征服自然,技术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对你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科技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在这个世界上,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要知道,每当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人类社会就不会再把它丢弃(除非出现上文中提到的小部分人被隔绝开来的情况)。发明了钢铁的人们不会回去再用青铜器,发明了互联网的人们也不会再回到写越洋信件的年代,发明了太阳能光伏板的人们也不会忘记怎么利用太阳能。尽管我们的社会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之间来回摇摆,但是技术的累积,却几乎是单向的。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来说,我们基本上经历了几个阶段,而这些阶段由原始到现代,由落后到繁荣,基本伴随着技术发现和学习能力的不断提升。在第一个阶段,人类和动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没有什么市场,也没有太多由于市场和专业分工导致的技术积累。在第二个阶段,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积累一些技术,原始的市场开始出现。但是,一些落后的观念阻碍了人们全力以赴追求这种技术的累计,提出日心说的人会被烧死,这个阶段跨越了几千几万年的时间。
 
到了第三个阶段,基本也就是以工业革命为开始标志的这个时代,人类开始非常意识的开发、累积新技术。对发明家的产权保护上升到无以伦比的高度,而宗教也不能再像烧死日心说拥护者们那样,残酷对待发现新东西的人们,火车也不再以“破坏风水”的名义被人们拒之门外。人类社会对待科技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此开始,经济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
 
至于第四个阶段,则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成本,迅速被下降到几乎为0。在清朝,皇帝派出一个视察边陲省份的官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回复。但是在今天,坐在中国的人们和地球另一边的南美洲的人们,做个视频会议也不过是点几下鼠标的事情。人类社会比第三个时代更加紧密的被联系起来,而和许多人担心的不同,这种联系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支持这种联系的技术发明不会被遗忘。
 
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不是人类的道德和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吗?技术难道真的会比道德文明更重要吗?实际上,秉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但是,春秋时代的管仲就用两句话对这个“先有道德文明?还是先有物质技术?”的问题做了结论:“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当一个社会充满贫困的时候,我们如能够指望他的政府能够廉洁而有效率?当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冬天要挨冻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指望他们能够对身边的事情升起正义之心?如何指望他们能遵守法律?如果把全世界的社会发展指数和富裕程度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越是富裕的国家,往往道德水平越高。
 
在《理性乐观派》一书中,里德利先生对“人类如何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个问题,做了客观的分析。所谓“马尔萨斯陷阱”,指的是人口学上一个著名的定律,在物质发展之后,人口发展一定会爆炸,最后抹去物质发展带来的人均物质拥有水平,让大众的生活再次回到贫困中。
 
在历史上,马尔萨斯陷阱曾经无数次的应验。而在动物世界里,这简直就是一个逃不开的魔咒:某个森林里,一年的果实大丰收,吃果实的松鼠就会繁衍的更多,最后“松鼠均”的果实数量还是差不多。亿万年以来,无节制的繁殖导致动物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物质文明第一次超越了马尔萨斯陷阱。现在,在几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人口的生育率都降到很低的水平,其中很多甚至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替代。为什么人们突然不愿意生育了?那千万年以来的“多子多福”的传统,突然跑去哪里了?
 
实际上,正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终于导致我们的社会开始变成一个巨大的整体。在过去,社会很多时候是以小家庭为边界的。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人老病的时候,关心他的只有子女。社会既没有什么养老机构,也没有银行:他不能把钱放心的存在另一个地方。个人的力量,基本完全依附于家族人数的多少,而不是个人被社会赋予和保证的地位和财富。
 
但是,今天的社会则完全不同,人们可以放心的把哪怕再多的钱存在银行,而不用让自己的儿子看守银库。他们可以在生病的时候去医院,而不用担心生病的时候被趁火打劫:抢劫一个哪怕癌症晚期的人,所背负的刑事责任,也不会因为被抢劫对象的衰弱而有一丝一毫的降低。人类之间的互相协助,在物质文明的繁荣下,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而血缘的关系,开始第一次变得无足轻重。人类由此放弃了“越多越好”的生殖传统,我们这个物种,也就在这个星球上第一次超越了马尔萨斯陷阱,个人的物质水平终于得到了永久的提高。
 
展望未来:资源与技术的博弈
 
也许有人会说,《理性乐观派》说的都对,但是人类正在耗尽世界的资源呀,那么等到资源用完的时候怎么办?对这种理论,最好的反驳就是:“要知道,石器时代结束可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人类永远在发明新的能源和材料,而这种速度随着社会的高度发达、对科学研究的空前重视,正变得越来越快。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石油时代的结束也不会是因为石油耗尽,我们肯定能找到更好的能源,比如更高效利用的太阳能、可控核聚变之类。
 
另一种悲观的理论,来自于现代社会对世界的环境破坏。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对比,就会发现经济的进步其实最终会反馈于环境,而其对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暂时的。想想看,如果世界上每个地方的环境,都保持的和瑞士一样,那么我们还会担心经济发展破坏环境吗?
 
事实上,里德利先生在书的最后,精辟的指出,假设我们回到几十年、一百年前,试图预测今天的生活,我们几乎不可能成功。一个清朝末年的人,会相信今天的上海市居住了2000万人口,而且人们生活的生活不但没有因为拥挤而变得糟糕,反而却比清朝时代的紫禁城更加便利和舒适吗?(比如几乎每个单元里都有洗手间,绝大多数人有空调,人均寿命比皇帝还要长得多——满清立国后的12个皇帝,平均年龄只有53.2岁,现在上海的人均寿命则超过了83岁。)一个1850年在加利福尼亚从沙子里淘金的人,会想到150年以后,这片土地上最值钱的行业,居然不是由光灿灿的黄金命名,而是由他手中流逝的沙子中包含的硅命名的吗?
 
当掌握了市场和技术这两大法宝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而且车速还在越来越快,完全看不到停下来的迹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正处在加速、而非减速阶段。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过上比我们好得多的生活,正像小诗“美丽新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里描述的那样:“我聆听婴儿啼哭,我凝视孩子成长。他们所学的必将远超我所知。我自忖道:好个美丽新世界。”而这,就是这本小书《理性乐观派》告诉我们的真实的人类经济进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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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禾

陈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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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2005年本科以一等荣誉毕业于赫尔大学经济系,2006年硕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平安资产管理公司,2008年加入信达证券,曾任首席策略分析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管理委员会委员,分管策略、固定收益、国际市场、金融、地产研究。同时,自2010年起兼任CGTN(原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财经评论员、证券时报专栏作者、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证券报特邀作者,并常年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包括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CNBC、彭博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亚洲新闻台等,研究观点亦多次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具名引用。著有《投资的奥妙》、《投资精要》,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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